千锤万击出深山  岐黄殿堂一伟人
——深切怀念崔月犁同志
诸国本

    崔月犁同志离开我们已经9年多了，但我们却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崔月犁出生于“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1月，本姓张，叫张广胤。19岁那年，奉命从河北深县抗战建国学院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冀西阜平县学习和工作。时值春天，到达时又是傍晚，依稀可见月光下农民赶着牛在田里耕地，因而取名崔月犁。这月光下赶牛耕地的情景和月光下耕地的命运，正是崔月犁为革命和建设毕生奔波劳作的写照。崔月犁革命精神的核心是对人民的爱。他出身贫寒，从小同情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天津、北京等地广泛接触社会底层的市民群众，同时和许多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大学生交朋友。解放后又负责北京市的统战工作。他深知人民的苦难和需求，胸中激荡着一颗强烈的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求生存、为祖国图富强的赤子之心。无论走到哪里，他总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总觉得人民群众可亲，总有很多朋友。他忘不了群众，群众也忘不了他。他从事多年的地下工作，从抗日战争年代到解放战争胜利，他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又沉着安全地隐蔽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好像一片普通的树叶深藏在绿色中间。
    崔月犁的人格魅力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他质朴坦诚，实事求是，敢说敢为。他深入基层，必定走村串户，和老百姓促膝谈心。他调查研究，必定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有功报功，有问题谈问题，决不文过饰非。“文革”中，他蒙受不白之冤，坐牢8年之久，吃尽苦头。但他一身正气，不讲一句违心话。一次，他和我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实事求是并不难，把白说成白，把黑说成黑，有什么难？难的是在压力面前，在生死关头，敢不敢讲真话。”后来，我在《月犁》一书的书稿中看到他说的另外一句话：“1973年我总结了几句在监狱中的感想，其中第一句是‘革命征途曲折多，实事求是最难学。’”两种说法，一个意思。被他正反两方面一说，理论和经验结合在一起，“实事求是”的意义就更加完整，他的人品也变得更加完美了。
    崔月犁非常重视中医工作，其出发点仍然是急人民之所急，求人民之所需。他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要注重发展中医。”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在卫生部接手中医工作的时候，“中医那时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了。”从数量上看，文革前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医院，到文革结束时只剩下171所，“不少中医医院被拆毁，人员被下放，尤其是大批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连他们勤俭办事业积存下来的资金、房屋、设备也被分光了。”从质量上看，“主要是没有充分体现中医中药的特点”，许多医院都西医化了，“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那时卫生部门的争论也相当激烈。有的人认为，“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中医等于倒退。”中医界则大声疾呼：“中医千百年来取得的疗效就是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有的人指问：“中医医院姓中还是姓西？中医医院里该是中医学当家还是西医学当家？”作为卫生部的领导，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用西医改造中医，使中医医院最终由变质而消亡。一种是“坚持中医特色的办院方向，”“一定要把这些医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中医教育也一样，“中医学院都应坚持继承发展中医药学的办学方向，”使中医事业拨乱反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崔月犁同志顺乎民心，顶着压力，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揽狂澜于既倒。1982年4月，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现代中医学史上著名的衡阳会议。崔月犁在会上凛然提出：“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关于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他指出：“中医院怎样才能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院，而不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院，这是新问题，这里存在着中医和西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内部矛盾，因为主要是不同学派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个矛盾，一定要把思想工作放在前边，好好做、认真做、细致做。对西医人员要合理安排，各得其所，发挥其积极性，不要使之产生消极因素，不要引起一些别的麻烦，不要使同志之间发生误解，闹不团结。主要把三个问题解决好：第一个是体现中医特色，即在诊断、治疗、急救、护理、营养、病历书写、病房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上恢复和发扬中医中药的特色，有计划地提高业务水平；第二个是领导班子问题；第三个是西学中和西医的问题。后两个问题比较麻烦一些，都牵扯到组织整顿调整等方面，应当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那些热爱中医事业，愿意搞中医工作的西学中人员，认真地学习中医，使他们逐步成为真正能够运用中医理法方药，开展医疗活动的医生。不论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办院方向必须坚持。”在这里，崔月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矛盾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对原则的坚定性，对方法的灵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年十一月在石家庄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一个衡阳会议，一个石家庄会议，两个会议相隔半年时间，崔月犁都做了正确决策和妥善安排，我本人是这两个会议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之一，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的讲话，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如今，衡阳会议的一幕幕，我还历历在目。崔月犁在主席台上做完报告，上午的会议宣告结束。他就被热情的代表们团团围住，许多问候，许多赞赏，许多提问。崔月犁如鱼得水，如坐春风，微笑着与大家交谈，很快已到中午，代表们走出会场，拐过一条街，返回驻地。天空下起了濛濛细雨，他没有带伞，沿墙走在人群中间。在那一次会议上，有许多文革以后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还有许多中医界的著名人物，我只能算小字辈。我只是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迎着细雨，没有把伞撑起来。

    衡阳会议的精神凝聚了整个中医队伍，人们感谢党的中医政策，人们敬仰崔月犁。但卫生界的一位负责同志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一书（简称《决策》）中，歪曲衡阳会议的精神，认为“衡阳会议的这些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科学和客观的实际的。”这不禁令我十分惊讶和不解。崔月犁对综合医院搞中西医结合，有过明确的要求。在石家庄会议上，对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更做了全面安排，包括建立中西医结合医院、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建立中西医结合科室或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还特别在文件中指出：“综合医院中医科设有病床并有一定数量的西学中人员，在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前提下，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这样做有利于医疗、科研工作的开展。”而《决策》一书却说衡阳会议指出“中西医结合工作不能在中医机构中搞，也不准在西医医院的中医科里搞”。衡阳会议以后于9月3日下达的《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教学计划》（五年制）规定西医课为774学时，加上专题讲座约800学时，占总课时的十分之二，而《决策》一书却说“把中医院校现代医学课程和中医学课程由原来的3：7改变成1：9。”这一些巅倒基本事实的白纸黑字有幸已留在历史上，从而也进一步证明崔月犁做事是何等博大，何等光明，又何等坚定与缜密。著名中医学家、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李今庸先生在追悼崔月犁时曾写道：

    慧眼独具识杏林，岐黄殿堂一伟人。志在深山探宝藏，未暇顾及路不平。大智大勇倡特色，“衡阳会议”见精神。

    崔月犁本人不是中医，却被中医界人士誉为“岐黄殿堂一伟人”，其为中国中医药事业呕心沥血，政绩昭然如此。今日国人言中医者，必称崔月犁，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