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和县中医院院长  王学诗

    我叫王学诗，今年62岁，现任山西省永和县中医院院长。我于1966年从山西省中医学校毕业后，放弃了去平川条件较好地方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来到了贫困山区永和县。40多年来，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忠诚践行着当百姓医生的诺言。1984年永和县中医院成立时担任了第一任院长，23年来我和全院职工一心一意办百姓医院，为解决山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做了些有益的工作，现作如下汇报：
    一、当医生就当老百姓喜欢的医生，当院长就一定要办百姓医院
    永和县地处山西省吕梁山的南麓，九曲黄河的东岸，地广人稀，是全省人口最少、经济最不发达的山区小县，人口不足7万。多年来，全县年财政收入一直徘徊在几十万、几百万元左右，农民年人均收入1978年前只有48元，至今也只有1000元左右。永和县是革命老区，与革命圣地延安市的延川、延长两县隔河相望，是毛主席、朱老总当年率领红军东征的要地驿站，也是目前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之一。这里山高沟深，无任何矿产资源。全县324个自然村、寨，都散落在1200平方公里的千沟万壑之中，自然条件恶劣，土地瘠薄，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群众生活贫穷，看病就医一向十分困难。农民们生了病往往是小病不看，大病拖着，重病扛着，实在扛不下去了，才到医院，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有的甚至丢了性命。
    到永和头一年，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孤单，使我低迷不振，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中，失落、惆怅、甚至于后悔……直到第二年初冬，发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难以忘却的事情，才重新燃起了我心中的激情。在一次下乡出诊时，有一位青年妇女患风湿性心脏病，因没钱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严重心力衰竭，在送往县城医院救治的途中不幸而亡。发生在自己眼前这一令人痛心的事情，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怎么也挥之不去，它撞击着我的心灵，拷问着我的人生之路。我想，我既然选择了到永和从医这条路，就要走到底，要肩负起当医生的职责——救死扶伤、解除患者的病痛。我暗下决心：当医生就当百姓医生，如果有一天当了院长，一定要办个百姓医院，绝不能让老百姓因为没钱看病，就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甚至丢了性命。从此以后，凡是有老百姓叫我出诊便立即出发，凡是医院组织下乡我便积极报名，从不讲条件，从不怕吃苦。
    初到永和五年间，我七次参加下乡巡回医疗队，两次随民工外出修建国防公路，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沟沟、村村庄庄，下乡时身背药箱，手提木棍，这一箱一棍成了我多年下乡的必备物品。为了给农民朋友多看病治好病，我曾在农家土炕上过大年。长期的下乡，我以真诚换取了百姓对我的真爱，从而使我对医患关系的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患者是我的亲人，更是我的老师。在他们的“指导下”，使我练就了做一个深山好郎中的基本功，更让中医的“简、便、验、廉”在农村基层得到了发扬升华，绽放异彩。我体会到：在农村，在基层，中医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青年中医药工作者应该到农村去，为基层广大群众服务，在农村大有作为，是一条通往成才的捷径。
    二、立足县情、利民便民，努力做到“少花钱、看好病”
    1984年初领导让我筹建中医院并担任院长。当年的抱负终于有了施展的机遇。办院初期，医院只有28个人、11间窑洞，最好的设备就只有一台680元的单目显微镜，可以说是靠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老三件”起家的。启动资金也少的可怜，床位12张，全部家当加起来不足5万元。
    面对困难，我迎难而上，从县情院况实际出发，针对性地提出“心为农民想、门为农民开、院为农民办”的办院理念，围绕服务“三农”的指导思想亲自制定出“面向农村、面向农民，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办院方针，并把“以苦为乐、以俭为荣、以院为家、以服务为本、以患者为亲人”作为院训。长期坚持实行了五项便民措施：节假日不休息，全天候服务，不挂号，随意择医；住院不缴押金，保证经济困难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住院部设方便灶，解决农村患者“吃饭难”；处方坚持“少而精、简而便、廉而验”的原则，尽量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对特困户患者的医药费实行缓、减、免。受到了广大患者的热烈欢迎。患者张金花儿子患肝癌病故，第二年丈夫不幸又得了骨癌，家境十分困难。我得知后，接她丈夫住院治疗，住院费用全免掉。张金花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拉着我的手说：“还是咱中医院好！还是党的医生好！”
    20多年来我带领大家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院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使中医院不断发展壮大。医院现占地面积3610平方米，建筑面积1891平方米，虽然办院条件离平川县同级医院还存在很大差距，但医疗服务工作在一直走在前列。
    要办百姓医院，必须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解决好“看好病、少花钱”两大问题，否则，再美好的愿望也只能是空话。我是个中医工作者，知道当务之急是提高自己和全院职工的医疗技术水平。我首先从提高自己的医术做起，潜心研究每味中草药的药性和功效，虚心向老中医、名医学习，在实践中反复探索积累经验，利用下乡机会广泛收集民间的单方、验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医疗技术大有长进。我把自己多年来的心血编辑成三本《单方验方治病手册》，供全院医务人员学习参阅，有效地提高了全院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这些单方验方既科学又实用，花钱少，疗效好，深受群众欢迎。
    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为了全面提升全院医务人员素质，我积极鼓励青年医务人员外出进修学习，鼓励西医学习掌握中医知识和技能。每年选派3－5名业务骨干到省级医院深造，还定期聘请名医专家到医院讲学。订购了30余种刊物供职工学习。坚持每周2小时集体业务学习，定期考试，把学习成绩纳入年终的考评中，有力地推进了全院职工的业务学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涌现出了许多技术创新的先进典型。
    永和县的山里生长着100多种中草药，为了给病人省钱，我们利用当地丰富的药材资源，能就地采摘解决的，绝不让老百姓花钱在医院购买，坚持做到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能门诊的尽量不住院。如：益母草泡水喝可治疗妇女月经不调；霜后的桑树叶阴干，一次六片泡水喝，可防治高血压、耳鸣、心烦……凡此种种不花钱就可以治好病的“土方”，虽然没能为医院增加一分钱的收入，却为当地百姓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的这一做法，为当地老百姓趟出了一条新路子，节约了山区群众的开支，减轻了老百姓的就医负担。
    三、情系百姓、忘我奉献，齐心协力办好百姓医院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办百姓医院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许多的曲曲折折，但我坚持信念不动摇，想方设法闯过了一个个难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医务人员的工资由全额拨付改为差额补助，许多医院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实行了工资与效益挂钩的措施，增加了患者的负担。这一现象无疑也影响到我院。办百姓医院刚起步一年多就遇到了新的挑战，许多职工说：我们照顾群众利益没有错，可是谁来关心我们的利益呢？办百姓医院行不通了。我坚定不移地说：“在我们永和办百姓医院，这条路子非走不可，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本来已经很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可是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医务人员要生活，这也是实际情况，怎么办？那时，社会上兴起药品回扣的现象，我当机立断，决定利用药品进销差价的空间，变回扣为让利，购药时货比三家，尽量压低药价，以降低开支增加利润。曾有一位药商找我说：“我把回扣悄悄给了你，你再把药价抬高点，咱们都得利，怎么样？”我断然拒绝，并义正辞严地说：“老百姓连温饱都没有解决，我怎么能拿这黑心钱？这样做，违纪违规，天理不容！”多年来，我不仅没有拿过药商的一分钱回扣，没有收过病人的一个红包，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万元之多资助本院职工和困难患者。这也是全院职工心甘情愿和我一道办百姓医院的原因之一。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免会出现某些科室和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我结合实际改革分配制度，不以业务收入高低作为奖金提成的依据，而是以诊疗人次计算，每人次补助两角钱，到了2003年增加到四角钱。这一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开大方、用贵药、高收费的不良现象。我对医护人员讲：我们的眼睛要盯着患者口袋里的钱，但不是想方设法让病人把钱都掏出来，而是要替老百姓合计怎么才能少花钱、治好病。
    2002年以来，职工工资逐年上调，而医院利润却没有相应增加，加上国家出台了药品进销差价新规定，只准在进价的基础上西药和中成药加15%，中草药加20%，我们原来采取“以药养院”的办法行不通了，出现了一部分职工领不到全额工资的新情况。一些好心人对我说：“你办百姓医院的做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还是随大流吧，不要让大家跟上你吃苦头。”我思考再三，还是觉得坚持办百姓医院不能动摇。为了再一次统一思想，坚定大家走办百姓医院的路子，我在全院职工中开展了一次“下农户、进百家”调研活动，让职工轮流下乡，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通过调研，他们亲眼看到群众生活的艰难，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许多职工在汇报会上说：我们拿不到全工资，但至少每月还能拿到几百元钱，可是那么多群众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一千元，我们比他们强多了，坚持办百姓医院，我们没有意见！多么好的同志啊！每当医院发展处在关键时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农村群众；每当医院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还是农村群众。真情无限，难能可贵。作为院长，我常常被大家忘我奉献的精神感动地眼含热泪。就这样，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过了一个又一个坎，谱写着创办百姓医院的新篇章。
    商业活动中有“薄利多销”，我提出了“低收多诊”，千方百计提高效益，增加医院收入，维持医院的生计和发展。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经济负担，我院坚持低标准收费，高质量服务。就拿输液一项来讲，国家规定每人次收7元，而我们只收4元，年接诊2万余人次，仅此一项全年为患者减免6万元的费用。加上药品让利和其它服务低收费，每年能为农民减轻经济负担近26万元。20多万元说多不多，说少可不少，它可是我们全院职工四个月工资的总数啊！一个只有50名职工的小医院，年门诊接治的患者都在6万人次以上，创造了年接诊人次超过全县总人口数的记录。年业务收入由建院初的4.2万元上升到今年的240万元，人均4.8万元，成为目前全省唯一一个年业务收入超过当地县医院的中医院。而门诊患者平均费用仅有30余元，住院人均费用还不到500元。
    根据贫困山区的实际，医院还明确提出：有些农民患者一时困难，手头无钱，可以先看病、后付费，若再不行，打个白条待秋后卖了玉米还欠款也行。这种做法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有位熟人对我说：“你这个老王真奇怪，国家禁止打白条你却让打，如今不搞阶级斗争了你却搞秋后算账哩！”我说这白条打的好，为了老百姓“秋后算账”，这个风险我愿意承担。1985年春天，村民任扣亲带着病重的妻子来我院看病，经诊断必须住院治疗，可是他只带了二十元钱，我们先安排他妻子住院，然后让他回家拿钱，他为难地说：家中也没有钱，要不，你们先给开点药回家养去吧。我看他很老实挺困难，便说：治病要紧，这样吧，现在该怎么治还怎么治，等秋后卖了玉米再结帐。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好。这种“赊帐看病”的办法深受百姓青睐。由于我们心里装着老百姓，一切为了老百姓，使得周边石楼、交口、隰县、大宁、乡宁、蒲县等县的患者，甚至连黄河对岸的陕西省延川县、延长县的百姓也常到我们医院来就诊，成了远近闻名的百姓医院。
    我们医院有一条规定：每当工作人员与患者发生争执，不论原因如何，患者永远有理，我们的工作人员必定受罚（罚款金额在50至200元之间）。还要求事不过夜，当天晚上由科室负责人陪同当事人，自掏腰包购买礼品上门赔礼道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医务人员往往是眼里掉着泪水，心中受着委屈。别人会说我这个当院长的太不尽人情了，而同志们都能理解我，他们说：院长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医院的荣誉，是为了老百姓好，只要能换来患者和家属的理解，我们暂时受点委屈不算啥、挺值得。
    在基层中医药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喜欢和信任中医药，有使用中医药的传统，县中医院是中医药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也在政策、投入、人才等许多方面存在着问题和困难。从我们基层角度来讲，希望国家在制定卫生和中医药工作政策和规划时，应该优先支持农村中医药发展，加强县中医院建设，并充分考虑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对中医院的基建立项不受地区人口数量的限制；加大对县中医院的经费投入，全额拨付人员工资，为基层中医药工作者一心一意办百姓医院、做百姓医生创造条件；加大培养力度，提高广大农村中医药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加强中医中药协调发展，放宽药品管理法规中对中药自采自制的限制。
    建院23年来，我们和山区群众心贴心，用汗水和泪水谱写着一首诚信服务曲，唱响了一首医患和谐歌。全院人心齐、院风正，大家以饱满的情绪迎接新挑战、再创新佳绩。我们一定把百姓医院办得更好、更出色，让党和政府放心，让广大农民群众满意！